中国环境报:今年两会您带来关于设立耕地质量保护红线的建议,前期经过了哪些调研?党永富:国家曾提出保有量不少于18亿亩的耕地红线要求,但现在一些地方存在占用优质耕地、以劣质耕地补充等问题,虽然保住了耕地的数量,耕地质量却下降了。我去年在农村调研时,曾与数百名农村基层干部座谈。当时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干部不了解国家保护耕地质量的节肥节药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农民保护耕地质量意识不强,对耕地的生态环境价值重视程度不够,有些农民只关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过量使用生物肥料和化学物质,导致土壤不堪重负,土壤污染加剧。此外,还存在耕地酸化、沙化、盐渍化严重,耕地地力退化严重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设立耕地数量红线的基础上,设立耕地质量红线,遏制耕地质量退化的趋势,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防治土壤污染奠定基础。
中国环境报:结合当前现状和问题,在保障耕地质量方面,您有哪些具体建议?党永富:要统筹考虑耕地数量、质量、生态3个方面的问题,实现耕地从单纯保数量向保数量、质量、生态并重转变,从“重用轻养”的耕地利用方式向“用养结合”转变,从一般层面的行政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具体来说,首先要树立保护耕地质量的理念。
坚持把耕地质量保护作为一项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的工作,贯穿耕地保护的全过程。明确“质量红线”的具体内容和评价指标,并且要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目标,划定耕地质量保护的硬杠杠,强化耕地质量保护的硬约束,强化地方政府耕地质量保护责任,做到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其次,要建立耕地质量红线指标体系。
明确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管理耕地质量的主体责任。根据土壤潜能和水、光热禀赋,以及科学种植水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需求等,逐步建立区域耕地质量宏观红线指标。
同时,要以食品健康为目标,倒推耕地质量的微观红线,找出一个最小的土壤污染因素限量值标准指标,满足持续产出质量合格农产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全面开展耕地质量评定工作,并将评定成果应用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工作中,建立耕地质量保护责任体系。
第三,强化耕地污染防治管理。在国家层面划定耕地“质量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和完善永久基本农田管理、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耕地质量调查监测等各项管理制度,出台耕地保护补偿政策,支持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同时,建议把设立耕地“质量红线”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推动耕地质量保护立法,实现耕地质量管理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第四,构建支撑耕地质量保护的科技创新体系。
比如,可以由拥有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的企业牵头,把土肥与栽培技术集成化融入农机作业,推广绿色高产“过程农业”系统。中国环境报:除了耕地质量外,您在日常工作调研中,觉得地方在土壤污染防治上还存在哪些不足?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党永富:土壤健康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土壤污染防治对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政策和措施,颁布实施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为推进“净土保卫战”提供了法治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
比如,河南省西华县利用先进技术对70万亩小麦减肥增效,不但把化肥农药用量降了下来,还提高了作物的品质和产能,创造了减肥增效的“西华经验”。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发生土壤污染事件,究其原因是地方政府对土壤污染防治重视不够、监管不力,不但影响了粮食产量与品质,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我认为,还要继续加大对《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意识。国家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宣传、调研、检查等活动,进一步掌握《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样可以深化地方政府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督促地方政府依法科学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发展规划,有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土壤修复花费时间也比较多,因此,还需要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建议制定一些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经济政策和措施。同时,加快对土壤污染防治新技术新材料的示范推广,在化肥农药不得不用、有机肥无法完全替代的现实情况下,国家农田土壤污染防治和节肥节药政策得到有效落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新技术实现化肥农药的替代与减量使用。
为此,建议面向全国遴选成熟先进高效的农田土壤污染防治新材料新技术,支持在我国主要农业省(区)推广应用,并给予财政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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