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道成中国城市病缩影：需顺应自然系统改造|下水道|城市病|内涝

青岛海边暗渠 人民网记者翁奇羽 摄 编者按：7月21日，一场61年未遇的大暴雨让北京城遭遇严重内涝。其实，北京并非个案，在中国，许多城市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赶不上城市化的扩张速度。但，这也仅是一个表象原因。

尽管雨季已去，但大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我们反思。为探讨中国“下水道”存在的问题，人民网采访组特别策划了“十问下水道”系列深度报道，以北京“7·21”暴雨为切入点，多路记者分别走访北京、广州、海口、赣州、合肥、青岛等十余城市，剖析全国城市内涝现象及智慧做法，将“下水道”问题作为当今一种多发的城市病，为其把脉，寻其成因，并以期探寻解决之道。一遇暴雨，再华丽的城市，都难逃城市内涝的狼狈命运，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城市的通病。《人民日报》披露，2008年到2010年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

突发性的灾难，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师，而灾难前后的应对措施，也成为检验城市管理的试金石。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城市排水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积而成的系统危机。

一个下水道，几乎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重地表，轻地下”，城市建设标准积弊城市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俄罗斯道，地处高寒，降雨量少，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其二是西欧道，如伦敦、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下水道宽阔可以行车。

新中国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

城市无节制扩张，破坏区域自然肌理城市内涝问题，不仅仅源于排水管道，许多原因还出在城市本身。近年来中国的城市高速扩张，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道。城市建设不断填埋挤占湖泊河道，改变了水系的自然格局。实际上，区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网本身对城市内涝的影响要更大。

首先，城市湿地急速萎缩，城市蓄洪能力下降。城市外部湿地、河流、湖泊等水系对于城市来说具有重要的蓄洪作用。古人说：水满自溢。

没有地方去，水自然会泛滥。调蓄系统是城市防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由城市水系的湖池河渠组成。在城外洪水困城，城内积水无法外排时，城市的蓄水能力对避免内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城市内部水系阻断，整体通行不畅。城市建设中，许多城市内河水系被填埋，导致水系阻断，排水不畅。

曾经号称“百湖之市”的武汉，50年来近百个湖泊“人间蒸发”。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武汉中心城区湖泊数已由100多个锐减至目前的38个；近30年，武汉市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10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由原来的9万余亩缩减到8万余亩；目前，武汉的湖泊仍在继续被吞噬，湖面不经意地就变成地面，长出一栋栋楼盘。这样多的湖泊被填埋，武汉一到大雨就变身水乡，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对河流湿地的过度开发，也是造成城市防洪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以北京为例，北京60%以上的河流湿地都在进行旅游开发，其中金海湖、拒马河、龙庆峡水库、野鸭湖、玉渡山水库开发强度过大，对水系自然环境的人工干预过多，破坏了生态环境。北京“7·21”暴雨中，房山是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拒马河峡谷的坡麓地带。

拒马河峡谷有京西极佳的山水景观，如十渡、野三坡(涞源)等，但旅游开发对环境保护及防洪因素考虑不足，旅游设施多沿河而建，严重影响了河流的行洪能力，在上游来水和当地山洪的夹击下必然损失惨重。地面过度硬化导致地表径流剧增对城市排涝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地下排水管网之外，还有就是地表径流。近年来，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绿化植被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硬质铺装，这使得雨水渗透能力大大降低。

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硬化的地面是“死亡性地面”，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在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到2010年全德国城市大约90%的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在德国北部经常降雨的汉堡，很少见到城市路面积水，这与城市透水路面的应用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国内，这并未引起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视。

相关研究表明，一般绿地径流系数是0.2左右，如果是水泥铺装或沥青道路的话，一般在0.9左右。0.9的径流系数，就是说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只有10%可以渗透到地下，剩下90%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除；而如果是绿地的话，将有80%渗透到地下，需要排水管道排除的只有20%。也就是说，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

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就只有积在路面。先修排水后修桥 立交桥地势过低城市内涝的根源是，市政管理的“盘子”内解决不了这件事，问题在更早期就已形成。北京许多立交桥容易积水，原因就在于管线位置太低，甚至低过了排水口和河道水平面的高度。

排水的渠道和道路不一样。道路，可以上坡，也可以下坡。可是水只能往低处流，不会往高处流。

假如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条管道，建在地下不是很深的地方，现在挖了一个立交桥下去，高度比骨干管网还要低，它的水是流不进管网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立交桥下面建一个泵站，通过泵站把水抽上来，排进地下蓄水池，池子积满以后，泵再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出来，抽进排水干管里面去。原来北京是一马平川，现在为了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人为造出了下挖式立交桥。

但水是往低处汇的，城市规划的时候如果考虑得不好，后来想补课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要把城市地面挖开，把地下排水管子再换大，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重污水，轻雨水”雨污合流排洪效率降低许多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重污水，轻雨水”。许多城市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合流的形式，而污水是造成排水管道堵塞的重要的原因。

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北京城区排水系统有超过三分之一属于合流制，雨水和污水走同一管道。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排水系统的标准不高，应对每小时30毫米和50毫米的降雨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积水，雨量一旦超过50毫米，城市内的积水就开始泛滥成灾。

而且，狭窄的排水管道里还存有大量的沉积物。据统计，北京近八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至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径的65%以上，直接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功能的发挥。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在日内瓦，日常生活污水和雨水是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处理的。生活污水通过单独的管道流到污水处理站，进行净化处理，而雨水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后就流入湖水或其他自然水体。

污水和雨水流入不同的管道，含有大量油污的厨房污水不会流入雨水管道并堵塞管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规模降水时造成的城市洪涝现象。城市水面调蓄能力严重不足城市水面面积是调蓄城市内涝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故宫数百年来几乎未发生内涝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故宫周围有环故宫可起调蓄作用的护城河；同样团城千年以来也未发生水淹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位于具有调蓄功能的北海附近，可以把多余的水排人北海。

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不少市区河湖由于被侵占而缩窄或淤积，导致蓄泄洪能力降低；甚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河湖被填埋(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有湖泊200余个，目前仅存50余个)，市区水面所占比例由5%降低到2%左右，如北京南湖渠地区，原来本是一片洼地。作为北京市排水主干河道坝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现已变成超过20万人的望京社区。城市水面减少相应地降低了城市内涝的调蓄能力，从而增加了暴雨内涝的发生频率。地下管网建设缺乏常规管理和质量监督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路网不断延伸，地下空间日益复杂，相应的管网档案却七零八落，缺乏统筹。

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污水，发展到现有上水、下水、中水、电话、电力、路灯、光缆、通讯、信号、煤气、天然气、热力网等等。而这些管线又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包括自来水公司、污水管理处、燃气公司、热电厂、电信公司、电力公司、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不仅如此，地下管线的规划、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下水道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

除了常规管理外，地下管道的规划和施工监管也存在严重失职的情况。建设前、建筑中和建设后，工程质量往往被忽视，导致低标准建设，劣质材料甚至偷工减料现象频频发生。例如，海淀区安宁庄附近某路段排水管道工程，属于迎奥运市容整治工程，在2008年完工并通过“验收”。

路面变得整洁，但积水问题一直未解决，在2011年进行改造时竟然发现地下根本没有铺设管道，仅仅是在路旁挖了几个小小的渗水井，这是典型的“样子工程”。然而，经过两次改造施工，在雨天该路段依然会严重积水，而改造问题却不了了之。不难相信，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劣质工程，不得而知。

这些半成品、冒牌地下排水工程所构成的城市排水系统，被暴雨屡屡击溃也就不难理解了。面对“暴雨”城市应急管理脆弱与北京“7·21”暴雨几乎同期到来的，是7月24日凌晨到达香港的韦森特台风。

这是香港13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香港特首将其归功于及时的灾前预警。早在23日下午，香港天文台就频繁发出警告信号，在其挂出8号风球后，除了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传送讯息外，地铁、商场、住宅小区、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悬挂预警通知，预警信息传遍整个香港，全港随即有条不紊的避风应急：公司职员提前下班回家，渔船返港，电车停运，大型公众活动取消，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坚守岗位，随时待命。

虽然在2003年“非典”之后，北京就着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但从媒体对“7·21”雨灾的报道来看，纸上预案与现实中的抗灾能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不少关键节点还存在着种种缺陷，一些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公共资源未充分利用。城市应急管理是由各部门联合启动的系统工程，在各部门自行其是，行政门槛高企的今天，要让北京如同香港一样，面对灾害事前预警，事后井井有条的抢险救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展中国家共性问题 顺应自然，系统解决城市内涝，并不是中国独有，快速的城市扩张，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显得异常脆弱。2011年夏季的大雨，整个东南亚地区总计已有776人死亡。

即便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曼谷，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上世纪中期曼谷的人口不到100万，全国的城市化比例不到10%。

然而今天，曼谷都市区的居民估计达到了1200万，全国人口超过1/3居住在城市里。在自然灾害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亚洲，这种模式被不断地重复。

下水道，仅仅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要根治城市内涝，需顺应自然之道，从整个城市系统改造入手。包括新城区的选址修建需多考虑地势和水系，高标准严要求建设地下管道；严禁填埋水系河道，适度恢复城市湿地湖泊，增强城市的自然蓄洪能力；铺装高渗水率的地面，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加强地下管线的档案管理，加强城市应急管理和部门协调能力……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耐心，如果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一年都将会重复类似的悲剧。编后：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对城市防涝缺乏足够认识，使得“重地上，轻地下”的思想难以扭转，而急功近利的城市跃进破坏了城市自然肌理，硬化地面增多、植被绿地减少、河道水系消失，排水管网陈旧老化……城市建设的监管缺失也为内涝埋下了隐患，而脆弱的应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市内涝的损失，这些都是城市内涝背后的系统原因。请关注下篇报道：已建成的城市排水系统如何改进？(原标题：“下水道”成中国城市病的缩影 城市为何屡屡被淹？)。

本文来源：兴发游戏官网-www.simonnepaumard.com